秦贵民那天早上起得格外早。他习惯在宁红福利院院子里慢慢走动，想必这和他年轻时在村口晒太阳没什么两样。只是这些年，他总觉得自己像雾里的一株草，没人知晓根在何处。自从搬到银川市救助站后，他和其他流浪乞讨者一起，过的是借来的日子，连名字都像是别人家的。秦贵民其实记不得自己的生日，只模糊记得小时候老家附近的河，提起家也没人能证实，他是不是确有其人。
四月那场调查，来的都是些陌生面孔。郭警官与民政局、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一起，入院逐个了解情况，问得很细。26个人，每个人的身份像被封印在旧时光里，谁也不能自证。这里面好多都言语不清，部分是精神病患者，有人坐着轮椅，连自己的名字都认不全。福利院平日里靠救助站垫付生活费，遇上生病住院，手续走不通，医保卡开不了，都是院长垫钱。现实冷冰冰，连最低保障的门槛都进不去。
工作人员来时，带了录音笔、入籍公示表，有人用手机给每位老人拍照存档。为了核查身份，他们得比对各地无户口人员数据库，翻查几十年前的管理办法。实际操作远比想象复杂：根据《宁夏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管理办法》，只有逐一核查，确认确实无户口，才能办理集体户。这不是简单录个名字那么容易，有的老人曾走失多年，信息完全断档，有的藏有残破的老照片、甚至两张发黄的老身份证，但已无法查验真伪。
秦贵民后来才明白，这集体户口本，就是新生活的通行证。福利院伙食一般，也就一荤二素，但多了门头和医保，老人们生病能打个电话直接挂号，领药也能报销。户口本下来那天，院子里来的警官和民政局工作人员坐在桌边，轮流叫名字，老人们站队，接过薄薄的一本小册子。秦贵民手发抖，拿着那户口本——算是他一生最正式的证件。他嘴里念叨着：“还是社会主义好呀！”这声音有点哑，像老唱片里的低音，却极有分量。
测试新政策落地的那周，救助站的人奔波于各个窗口，帮老人申报医保、低保，填写各种单子。那些本无名无份的人终于在手续表上有了自己的序号。从专业角度说，这样的集体户口并非家庭户口，而是一种福利政策的创新——属于“单位集体户”，即由福利院统一管理。这样一来，院里老人们虽彼此无亲属，却能用身份证住院、挂号、申请福利，像银川任何市民一样纳入保障体系。全国范围内，无户口人员的数量其实远超想象，不仅限于乞讨流浪，部分农村留守儿童、被遗弃者也有类似困境。银川这次试点，等于将社会救助从“基本温饱”扩展到“合法身份”，这是专业人士口中的“制度温度提升”。
福利院里发生的小变化才具体：院里老张头头一次拿到医保卡，出院时少垫了三千块；智力残疾的二丫子能享受康复补贴，阿姨们添了两本小册子在抽屉里，逢节日会拿出来摆一摆。郑护士跟我讲，这事还捎带解决了长期医疗欠费难题，之前院里总有账目填不平，现在制度给他们托底。生活其实挺简单，最难的是没有身份的人如何被文明善待；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手续，才是城市暖意的投射。
新近的一项社会政策调查显示，无户口老人因身份缺失，导致医疗、教育、金融等公共服务全线受限，全国范围内尚有不小比例的流浪乞讨者处于制度盲区。银川户籍新政，从流程到落地资料比对，耗时三月有余，背后投入的行政资源与人力成本相当可观。对于热心的辅警来说，这不仅是个案，更是社会治理里“最深的盲区修补”。
秦贵民翻着自己的户口本，眼神很平静。他说：“你问我以前八十年算什么，现在有了户口，我才算是‘我’。”救助站外的小路上，风正好，院里的老人靠在椅子上晒太阳，一本薄薄的证件，像是给生活补了一粒钮扣。那些无声的身份归属，终于落在了名字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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